汪集旸院士是北京地质学院1956年毕业生，1958—1962年在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获副博士(相当于PH.D)学位；1962—1979年，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任助研、副研、地热室副主任；1979—1981年，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做访问教授及美国地质调查所客座研究员；1981—1986年，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研、地热室主任；1986—1995年，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教授、研究员、地热室主任；1995年10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至今仍为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现任国际地热协会主席团成员，水文同位素技术应用国家委员会主席，中国能源研究会地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中国科学院能源研究委员会委员。
他在我国开展系统的理论和应用地热研究，在大地热流、深部地热、矿山、油田地热和地热资源方面取得创造性的成就并建立起颇具特色的中国地热研究体系。20世纪70年代开展大地热流和矿山地热研究工作，填补了我国这一领域的空白；20世纪80年代开展深部地热研究，恢复了华北盆地中新生代热演化史；在攀西古裂谷地区提出岩石圈热结构模式并确定出我国第一个“热流省”；提出在我国东南地区这类复杂的碰撞造山带，热流(q)生热率(A)线性相关律不成立的新观点；根据地质构造特点将我国岩石圈热结构划分为五种类型，其中藏南为“热”壳“冷”幔，华北盆地为“冷”壳“热”幔；指出我国大陆地区总的热背景并不高但具“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特点。在应用地热方面开创矿山地热工程科技领域，提出矿山地温类型划分及矿山热害防治的地质工程措施；提出我国地热资源形成分布的构造热背景；对东南沿海地区水热系统属性提出新看法，认为该区不可能赋存高温地热资源；提出中低温对流型地热系统成因模式并撰写出世界上第一部专著；指出我国大中型含油气盆地地热特征并从地热角度对油气资源潜力作出评价；首次将岩石圈热结构概念引入含油气盆地研究，指出东部“热”盆、西部“冷”盆产生的深部地热背景。20世纪90年代在系统总结我国理论及应用地热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制出《中国大陆地区大地热流分布图》和《中国温泉及放热量分布图》(1∶600万)，以及《中国莫氏面温度分布图》和《中国热岩石圈厚度图》(1∶1 200万)等一系列图件。他还撰写出英文版《中国地热》(《Geothermics in China》)专著一本。从而对地球科学理论和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曾获中国科学院及其他部委自然科学及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4项，出版学术专著7部及学术论文百余篇。
汪集旸院士是怎么走上学习地质、热爱地质并能够有所作为的道路的?他的学术经历、学术道路、学术思想怎样?他的成才道路、创造精神及优秀品德和学风能给青年教师和学生们提供些什么启迪和借鉴呢?我们在与汪集旸约撰他的传略材料时，他作了比较详细的系统回忆。
一、历经坎坷，战乱中度过童年
对于童年的经历、学习和生活的艰辛，汪集旸深情地回忆说：“我1935年10月11日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严墓镇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1932年东吴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杭州两浙盐务管理局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随父母举家内迁，途经香港、海防等地进入昆明，当时我只有三岁。我的童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小学(在昆明市立景星小学)学习经常被打断，上课时经常躲警报(日本飞机轰炸)。记得有一次日机轰炸小西门，死了好多人，我那时跟父亲躲在郊区田埂中，亲眼看见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因此从小就对日本人(应该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非常痛恨。后来美国陈纳得将军的第十四航空队来华助战，日本飞机不敢再来空袭，算过了一段较为太平的日子。抗战中的昆明美军很多，电影院放的都是美国电影，我当时住在父亲的工作单位云南盐务管理局宿舍所在的南强街上，离南屏、大光明两家电影院很近，因此放学回家的路上总要去看看电影院门口的广告，只要是新片就想去看。由于我父亲就读的东吴大学是教会学校，英文较好，思想也比较开放，工薪家庭的经济虽不算富裕，但对子女的合理要求还是尽量满足的。因此只要有新片，我总是能向父母要到钱以一饱眼福，有时父亲下班后还主动带我去看新片，并给我讲解内容(原版英文片)。我最喜欢看且印象最深是的泰山系列片，如‘人猿泰山’、‘泰山情侣’、‘泰山得子’、‘泰山到纽约’等。通过这些影片对美国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好感，心中暗暗想如能有朝一日到美国去留学该有多好!”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们家又随机关迁回杭州，并第一次回到我的出生地江苏省吴江县严墓镇(今铜锣镇)。初一我进了杭州市的一所私立学校宗文中学，念了不到三个月就得了一场伤寒症，险些把小命送掉。那时我母亲带着我的两个弟弟在老家乡下居住，待我休学一年身体恢复后，父母决定让我在家乡母亲身边就读。我母亲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跟我父亲结婚前就在我家乡镇上小学教书并当过一任校长，因此她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把我送进家乡最好的一所中学——育英中学(现名震泽中学，是江苏省重点中学，历年来升学率均为100%，进重点大学的也在85%以上)。中学三年我学得最好的是语文和英语。英语老师是一位姓朱的老先生，他从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后一直在上海外国人开的洋行里工作，年纪大后回乡教书。他语法讲得特别好，大家知道英语动词的时态很多，有些时态很难理解，如‘现在完成进行时’等，可他能用很生动的例子深入浅出地加以讲解，学生一听就懂，且记得很牢。我1978年参加出国考试时，语法部分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想就是得益于初中的英语教学，从这里也可看出中学教学的重要。”
“1949年解放时我正好初中毕业。1950年我们又举家从家乡迁往杭州，我考入了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简称‘杭高’)。‘杭高’是解放前江南四大名中之一(其他三所分别为：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苏州中学、扬州中学)，具有优良的校风和学习空气。凡考入该校的无论是本市还是外地生都一律住校，吃一样的伙食，有统一的作息时间。一般早自习我们都大声朗读英文，晚自习做数理化习题。‘杭高’重理轻文的传统是很突出的，毕业生到北方就上清华大学，到南方就去上海交通大学，学医学文的为数极少。我在这种环境熏陶下也就由原来初中时的‘喜文’变为‘重理’，虽然我对生物学科一直很有兴趣，并且父亲也一直希望我学医。1952年由于高考生源不足，我们春季班提前毕业，我考取了北京地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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