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浩劫（1966—1975）
十年浩劫，历经磨难，矢志地学，忠贞不渝十五、十年浩劫，学校蒙难被迫外迁
一、十年浩劫，学校蒙难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由此在全国爆发了“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酿成了十年内乱。北京地质学院也在劫难逃，教育工作遭到严重的破坏，成为“重灾区”，元气大伤。在苦度劫难的十年中，北京地质学院既有令人痛定思痛的严重教训，也有在逆境中愤起抗争的苦斗，含辛茹苦，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艰辛。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发表并刊载了评论员文章——“欢迎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从此，北京大学率先开展了“文化大革命”。
由于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夺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领导权，到处煽动师生“造反”，进行全国性大串连，冲击党政机关、军事部门、企事业单位，挑动资产阶级派性，“踢开党委闹革命”，造成“全面内战”，“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混乱局面。学校的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陷入全面瘫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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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浩劫，学校蒙难，1966-1970年五年间，学校停止招生。图为1968年8月25日军宣队进驻北京地质学院的历史场面。 |
196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单位发出《关于派工宣队进驻学校的通知》。8月25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接管了学校的全部工作，进行大批判、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等所谓的“斗、批、改”，知识分子受到严重摧残，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从1969年11月15日起，千余名教职工举家带口、扶老携幼，被送往江西省峡江县仁和公社“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
1966年至1970年的5年时间中，学校停止招生。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高等教育事业遭受一场浩劫。1970年，北京市原有的46所高校中，有13所被迫外迁，其中以地矿、农林院校为主，我校为受害学校之一，使学校更加雪上加霜。自此，学校进入了动荡、颠沛流离状态。在仓促的搬迁中，仪器、图书资料、标本、教学文档等损失惨重，教职员工失去了稳定的安身立命之所，美丽的校园被蚕食、侵占。
二、暂栖荆州，更名湖北地质学院
1970年，学校外迁大势所趋。迁往何方？为全校上下所关注。学校派人分别前往陕西、江西、甘肃、湖南、湖北等地调查选址。1970年5月，国家地质总局军代表批复同意北京地质学院迁往湖南省石门县新建。鉴于仓促决策，9月18日，国家地质总局《关于北京地质学院迁往湖北江陵基本建设的批复》，同意将拟迁往湖南石门县建校计划改为迁往湖北江陵县。征地面积为江陵县城东门内约435亩地，建校规模按5个系13个专业、学生2000人、教职工1700人进行规划，总建筑面积为86
220平方米，总投资初步估计约8114万元，两年建成。学校更名为湖北地质学院。
此间，学校形成了四点办学的格局：江陵校本部（教职工549人）、丹江“五七”地质队（教职工231人）、江西“五七”干校（教职工561人）、北京留守处及机工厂（教职工347人）。在漫长的战线上，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各点的教职员工，克服重重困难，同心协力，共同为学校的生存和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忠贞不渝,排除干扰苦心育人
在那内乱的年代，由于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领导权，他们始终把知识分子当作“异己力量”，肆意摧残。除了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学习与运动外，他们还不断挑起事端，接连在教育领域发起运动，把矛头指向教师和党政干部，践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真正把“文化大革命”变成了“革文化的命”。
1970年夏，为了转移斗争目标，他们心怀叵测地在首都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了所谓的“批清运动”（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一时间，校园中，“批清”成为工作的中心，军宣队领导紧跟“部署”，以办各种“学习班”的名目，采取“政策攻心”、“忆苦思甜”、“启发诱导”等逼供、诱供、串供的手法，“五·一六”帽子满天飞，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在这一运动中，有的被立案审查和重点批判，有的被点名批判，不少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有相当一批“文革”中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校友受到株连。
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后，“批清”有所降温，避免了打击面的进一步扩大。1973年12月20—24日，校临时党委第三次会议在武汉举行，高元贵院长主持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我校“批清”运动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开始了长达几年的落实政策工作。
在那内乱的年代，在学校惨遭破坏、频繁搬迁，几近无法生存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不屈的“北地人”，没有消极沉沦，他（她）们从教育工作者的良知出发，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急国家之所急，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自强不息，艰苦创业，千方百计开展教学、科研工作，“为生存而奋斗”。
1970年6月，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同意两校试行招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招生办法是：“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毕业分配原则是：“学习期满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也要有一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修业年限，根据各专业的具体要求，分别为2至3年。同年10月又通知各地，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共中央批转的这个报告的精神和办法进行。学校新迁江陵，暂栖在原第五普查大队队部，办学条件十分困难，一切从零开始。
1970年春，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共220名。其中，综合找矿专业111名，金属物探专业39名，石油地质专业26名，工程地质专业44名。分别在丹江“五七”地质队（校办队）和江陵校部（借石油研究大队部分房舍）进行教学。同时，学校还派出教师在湖北、江西、福建、河南等地，与有关部门共同举办了为期3个月至半年的综合找矿、石油地质、煤田地质与煤矿开采、水文地质、岩矿分析等短训班，共培训学员393名，为地方经济建设培养急需人才。部分教师承担并完成了一定的生产和科研任务。
1972年8月9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成立湖北地质学院武汉分院的批复：同意湖北地质学院在武汉地质学校的教学点改为“湖北地质学院武汉分院”。9月2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同意湖北地质学院在江陵城东门内建校，征用土地435亩。国家计委地质局决定，武汉地质学校明年暂不招生，现有校舍除保证地校教职工必要的生活用房外，要尽量借给地院使用。
1972年，学校招收地质力学和英语两个专业新生58人；1973年，招生274人；1974年，招生99人；1975年，招生479人；1976年，招生489人。从1971—1976年，招收的六届“工农兵学员”共计1619人。
由于学员入学不经过考试，学生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为保证教学质量，广大教师以高度的责任感，从学员的实际情况出发，组织教学，紧密结合生产实践，大胆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执行“少而精”的教学原则，按启发式和讨论式的教学方法，努力将学员引入治学的门径。广大教师和学生吃住在一起，摸爬滚打在一起，尽其所能，自己动手为学生创造较好的学习环境。“润物无声”，以良好的学风和教风给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四、矢志地学，自强不息瞄准前沿搞科研
在生命界，大凡在蛰伏期中，只是消极地潜伏起来，不食不动，待其条件适宜时，再图发展。但不屈的“北地人”在学校蛰伏期中，意志更坚，始终矢志地学，自强不息瞄准前沿开展科学研究。
1972年底，“军工宣队”全部撤离学校，高元贵被任命为学校“革委会主任”，教职工从湖北江陵、丹江、沙洋3点撤回北京，尽管生活、工作、学习条件都非常困难，学校在保证武汉教学改革的同时，在北京很快就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国家级科研项目和科技情报工作。例如，1972年学校承担了国家科研项目8个，其中，新产品的试制3项，地质矿产方面的研究任务5项。这些为1978年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获奖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80年代，是西藏地质工作与科考的繁盛时期。1974年和1975年,我校教师先后参加国家登山队侦察珠穆朗玛峰和科考。1975年，在院长高元贵与各级组织支持下，在池际尚、马杏垣等教授鼓励下，我校教师应西藏地质局邀请，参加西藏地质局二大队为期3年的罗布莎铬铁矿外围普查找矿与1∶5 万简测工作，开辟了在西藏校、队携手合作之先河。
1979年，池际尚教授等人应邀参加拉萨第一届喜马拉雅地质研讨会，实地考察了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剖面，并对蛇绿岩及找矿工作提出了宝贵意见。同年，地矿部大规模青藏重点科研“青藏高原地壳演化及主要矿产分布规律”项目成立，我校教师与西藏地质二大队联合组队，率先在藏南开展工作。
1980—1982年，我校教师与西藏地质二大队组成四分队，首赴阿里，进行3年野外综合考察，取得丰硕成果，并进行了阿里古生物、岩矿室内研究。先后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西藏专辑》（地球科学，1983）及《阿里地质》、《阿里古生物》专著两部，受到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与此同时，在郝诒纯教授的指导下，我校教师与成都地质学院组成11分队，对西藏侏罗、白垩、第三系作了专题研究，先后发表多篇论文，出版专著《西藏侏罗、白垩、第三系生物地层》，受到国内、外同行的赞誉。
随后我校又有教师分别在唐古拉山和藏东作了大量地质和岩石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成绩非凡。应特别指出的是，著名地质学家、中科院院士王鸿桢、杨遵仪、池际尚、马杏垣、郝诒纯教授，对西藏地质科考，自始至终给予热情关怀与支持，担任顾问和指导，选派优秀研究生参加西藏科考工作。亲自撰写重要论文和指导性文章，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