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浓地苑情殷殷赤子心 |
踏着新世纪的脚步，中国地质大学将于2002年11月7日迎来建校50周年。
五十春秋，桃李芳菲。昔日中国地质大学五万余名历届学子，在名师荟萃的校园吸吮学养，奉献社会，如今卓为英才，堪称栋梁，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振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母校的骄傲，亦是如今近二万名在校莘莘学子的楷模。
为迎接建校50周年，系统回顾学校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半个世纪的改革发展历程，总结学科建设和校风、学风建设经验，探讨人才培养，尤其是高级地学人才成才之路，学校组织编撰《地苑赤子——中国地质大学院士传略》，作为校史系列丛书之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校的发展历程和在发展地球科学、培育地学人才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 |
一 |
中国地质大学的前身是北京地质学院和武汉地质学院，而北京地质学院是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由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清华大学地学系、天津大学（原北洋大学）地质工程系和唐山铁道学院采矿系地质组合并组建而成的。近50年的风雨历程，学校经历了创建、发展、搬迁、重建、振兴几个历史阶段和北京地质学院、武汉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三个时期。
早在1960年，学校就被评为“北京市文教战线红旗学院”，跻身全国64所重点高等学校之列。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学校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更具有了长足的发展。1986年进入全国首批试办研究生院的33所高校行列，1997年成为正式成立研究生院的33所高校之一。1994年先后荣获地质矿产部和湖北省“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普通高等学校”称号，1999年荣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称号。1992年在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上我校荣获金牌总数第一和“校长杯”第一名，至今已连续三次荣获“校长杯”。1997年首批被列入“九五”期间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学校。
励精图治，春华秋实。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校已由一所单科性地质院校，逐步发展成以地质、资源、环境、地质工程技术学科为主要特色，理、工、文、管相结合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迄今，学校拥有：4个国家级重点学科，12个省部级重点学科；2个国家级专业实验室，9个部级开放实验室；博士学科点11个，硕士学科点33个，2个博士后流动站；设有58个本科专业。学科门类涉及现行学科专业目录中的14个一级学科领域，即地质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环境科学与技术、石油与天然气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土木水利工程、机械工程、矿业工程、测量科学与技术、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地理学、化学、哲学等。至1996年，长期在校任教的教授累计达660余人。目前，全校共有教职员工3
424人，其中专任教师1 265人。现拥有教授230人，副教授495人，其中40岁以下的教授50人，副教授190人。这支教师队伍是以9位中科院院士、2位俄罗斯工程院院士、2位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1位国际高等学校科学院院士和132位博士生导师为骨干的高水平的中老年教师，以及朝气蓬勃的青年跨世纪人才共同构成享有较高声誉的学科梯队。50年来，学校已培养出五万余名各类科技人才，其中研究生近5
000名。他们中已有15位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5位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并涌现出了200多名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许多人成为科技骨干、教育专家或管理专家，有的还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地大人在祖国辽阔的版图之上书写着他们的业绩，他们的足迹遍及五大洲，留在南极、北极、珠穆朗玛峰……艰苦与欢乐伴随着他们，奉献与光荣激励着他们。光辉的业绩、特殊的荣誉永远鼓励着母校广大师生员工开拓奋进、再创辉煌。
中国地质大学是我国地球科学和资源环境领域重要的科研中心之一，为促进地球科学的发展和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对资源环境的需求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在国际地学界日益发挥着积极的影响。1993年，在国家教委对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科技活动主要指标综合评价中，我校位居第18位；根据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1998年统计，全国“科技论文产出力的核心区域分布”前200强中，我校排名第42位；全国“地球科学（天文学）领域科技论文产出力的核心区域分布”前80强中，我校排名第1；全国“地球科学（天文学）领域科技论文影响力的核心区域分布”前40强中，我校排名第1；2000年中国大学排行榜前100名中，我校排行第48位，2001年我校排行跃居第27位。
经过“九五”期间“211工程”建设，学校整体综合实力大大增强。在新世纪里，学校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总目标是：建设成为一所以地质、资源、环境、地学工程技术为主要特色，理工为主、理工文管相结合，整体办学水平达到国内先进、国家重点学科水平达到国际先进，并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的现代型、开放型、国际型的地矿类世界一流大学。 |
二 |
一流的学科和一流的人才是一流大学的关键所在。美国哈佛大学原校长科南特曾说过：“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它一代代教师的质量。”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是办学的主力、灵魂和希望。谁能集聚一流的大师，谁就能办成一流大学。
北京地质学院建校伊始，就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和地质调查所汇聚了一大批地质界的名家及优秀的青年教师。学校讲师以上的教师，绝大部分毕业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并长期在上述名校任教，其中有16人在20世纪20—40年代赴欧美深造。教师中的袁复礼、冯景兰、张席是、王炳章、尹赞勋、袁见齐、杨遵仪、高平、傅承义、边兆祥、王鸿祯、潘钟祥、秦馨菱、王嘉荫、马杏垣、池际尚、苏良赫、张炳熹、涂光炽、郝诒纯、王大纯、薛琴舫、李世忠、周卡、陈光远、张咸恭等是我校地质学各分支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名师荟萃，济济一堂，兼容并蓄，有容乃大。他们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承传几所名校的优良校风和学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北京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清华大学）、“刻苦朴实、脚踏实地”（天津大学），形成了我校校风的高起点，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由于学校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具有优良的校风和学风，以及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精神和传统，使得学校在50年的砥砺中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培养地学人才的摇篮和地质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在地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英才辈出，硕果累累。
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前称学部委员）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设立的最高学术称号，具有崇高的荣誉和学术权威性，代表着我国科学技术队伍的水平和声誉。中国地质大学及其前身北京地质学院历任教师中，有21人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是（以出生年月为序）：冯景兰、尹赞勋、袁见齐、杨遵仪、傅承义、秦馨菱、王鸿祯、池际尚（女）、杨起、马杏垣、张炳熹、涂光炽、郝诒纯（女）、於崇文、曾融生、张本仁、刘光鼎、翟裕生、赵鹏大、丁国瑜、殷鸿福。同时，学校历届毕业生中有15人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是（以出生年月为序）：李廷栋、张彭熹、刘宝王、孙大中、马宗晋、秦蕴珊、傅家谟、马瑾（女）、殷鸿福、欧阳自远、汪集、张弥曼（女）、叶大年、戎嘉余、程国栋，有5人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耀如、胡见义、汤中立、郑绵平、金翔龙。作为一所单科性院校，在50年的开拓奋进中，已有40人入选
“两院”院士，是极少见的。他们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校史上绘下了浓重的一笔。他们是学校的宝贵财富和骄傲，为代代学子所尊崇和敬仰。
在我校教师院士中，有为发展中国地质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开拓者和组织者，有主持过地质院校校、院、系的领导工作，为培养地质人才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地质教育家，有我国各主要地质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其中不少人获得过国内外重要荣誉。中国地质大学的院士们，有的参加了长江、黄河重大水利工程的地质研究工作，因贡献突出当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有的参与甚至承担了我国地下核试验的地质综合研究，保证了核试验的条件，并开创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有的在前苏联专家撤走之后，挑起了主管和领导保密矿产研究和勘察的重担，为发展我国的核工业、寻找稀有金属和特种非金属矿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的在李四光先生的直接领导下，为地震预报作出了重大贡献；有的找到大矿兴起了一座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城市的公园里为他们树立了地质工作者纪念碑。院士们不仅在基础地质研究方面紧跟国际地质学前沿，在地层古生物学、矿物学、岩浆岩石学、沉积学、前寒武纪地质学、矿床学、区域地质学和构造地质学、地球化学等学科取得了开拓性的或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研究成果，而且在地球物理学、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学、有机地球化学、盐湖地球化学、海洋地质学、地震地质学、煤地质学、石油及天然气地质学、岩相古地理学、冰川冻土学、数学地质学、天体地质学等应用学科和交叉学科方面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果，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多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国际地学界有重要的影响。许多院士在国内被选为全国性专门学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或专业委员会主任；有的还被选为国际地科联副主席、国际古生物协会主席、国际冻土协会主席、国际地质科学史委员会副主席以及许多国际学术组织的理事或委员；有的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或副主任，省科协主席或副主席；有的担任中国地质大学等学校的校长或名誉校长、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等领导职务。
学校在50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办学方针，十分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工作，以保证合理的师资梯队结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体制改革为广大中青年教师的成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一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崭露头角，有的已进入首批“特聘教授”岗位（长江学者），一大批优秀青年人才进入省部级和国家跨世纪的人才工程。后生可畏，教师队伍后继有人，充满了朝气和勃勃生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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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本书集录了我校40位院士的传略，从中可以折射出他们在地苑辛勤耕耘的浓浓之情和殷殷赤子之心。从“人才学”的视角来剖析，我们可以体味出“院士精神”和他们的人格魅力之所在。
在每篇传略中，我们均可见到院士们对事业的热爱与执著，对自己在事业中地位的正确把握，对科学与真理的追求，以及对祖国和人类命运的关注和信念，这些方面的融合就汇成了崇高而执著的院士精神的魅力，从根本上体现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院士们身上那种学术的神圣感和理想主义精神，不仅属于昨天，属于今天，而且属于明天。
综观40位院士的奋斗史、成就史，将给我们以有益的教育和借鉴。归纳他们诸共性特点，我们将从中受到深刻的启迪和感化。
1.理想与奋斗
院士们把树立理想和实现理想的奋斗过程完美地结合起来，锲而不舍地攀登科学高峰，艰苦奋斗，无怨无悔。
每个人都应该有理想、有追求，有为之奋斗的目标。地质界老前辈和院士们之所以能作出卓越贡献，是因为他们青年时代就立下了“科学救国”、“为人类造福”、“科教兴国”、“为寻求科学真理而奋斗”等远大志向。“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科学道路永不平坦，亦永无顶峰，而理想目标的实现，既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更取决于自己的努力程度，常要走艰难曲折之路，需要矢志不移、坚忍不拔地奋斗终生。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价值取向、文化理念、生活方式，同样会影响科技队伍的健康成长，社会上一些意志薄弱者所表现出的心态变异、信仰动摇、道德沦丧、理想泯灭，也将会腐蚀我们科教队伍的肌体。因此，强调理想与奋斗过程的有机结合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勤奋、博学、实干、多思”是院士们成才之道；“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是院士们锲而不舍、立志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座右铭。
2.实践与探索
院士们把科学实践与科学探索完美地融合于勤奋与创新之中，占领学科前沿，获得开拓性成果。
实践求真知，探索创新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许多有成就、有创见的地质学家的经验，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论述，即很多知识是通过实践获得的，也通过实践来提高知识的层次。地球科学的特点，使实践工作显得更为重要。然而有的人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却提不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主要是缺乏探索精神。探索就要有一个指导思想或倾向性的思想，即正确的思维方法。在一定思维指导下进行的实践，就是有目标的实践——探索。探索不受已有范围或已有认识的限制，探索获得的认识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客观规律。没有思维或探索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而没有实践的思维或探索是不完整的思维和探索，其结果往往不符合对事物的认识规律。在探索中要重视阶段性的总结。在真理长河中，任何总结都是阶段性的和不完整的相对真理，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进行综合分析，就能总结提高现有认识，获得开拓性的研究成果。
脚踏实地求真知。“业精于勤毁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勤于调查，重视事实材料的搜集与思索，就较有可能在学术上创新。
实践是创新的源泉。人类实践活动的扩展与深化，总会引起理论上的发展与创新。科学上要有所创新，不但要重视引进国外先进理论，更要重视与本国实际资料相结合。事实证明：离开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理论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迷失方向的实践家和脱离实际的理论家一样，都不是我们宏伟的科教事业所需要的。“野外工作是研究工作的先行步骤，室内工作是野外工作的继续”，这是不少院士的共识，在科学研究实践活动中，始终掌握从现象深入到本质，从结果追索到原因的治学方法，就能不断提出创新性的见解，执著追求，锲而不舍，去顽强占领学科前沿新的制高点。
3.继承与创新
院士们既善于继承又善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乃是后辈学者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继承是为了发展，要发展就要创新。讲创新，一般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从量上讲，应从范围、空间方面去开拓，从区域上扩展，从资料上增加；另一个是从学科上讲，学科不是固定的，它是不断发展的，很多学科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近代学科的重要特点是打破学科间的界限，交叉渗透，出现边缘学科。从学科领域进行开拓，是创新的一个更重要方面。讲创新，既要倡导有创新的意识，又要有科学精神，一方面要继承过去优秀的知识财富，另一方面要不被过去已有的樊篱所局限。要开拓新的知识领域和新的工作方法或工作环境，科学事业和学术工作才能不断前进。继承和创新不是对立的，创新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不能把继承看作是初级的或固定的东西，二者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科学的精神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创新。院士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卓著的成就，不仅由于他们对国家兴盛和社会发展有强烈的责任心，还在于他们对科学和真理有执著的追求。他们善于批判性地吸收、继承前人的观点与成果，善于学习和解放思想，突破理论禁区，求真务实，不断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探索和实践，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在学术上有较大的突破，充分体现了极可宝贵的科学精神。
院士们在从事一系列研究工作中总会拓宽新的视野、多层次的思维；而思维的创新性与独立性紧密相联，前者要独具卓识、与众不同，有它独到之处，后者（独立思维）可以超出众人，异于权威，不“唯众”、“唯上”、“唯书”、“唯洋”，发挥思维的创造性，开创新的理论天地。从他们的论著中可以看出院士们博采众长、勇于创新、观点新颖、思维严谨、推论合理，既敢于标新立异，又勇于在实践中修正错误、完善自己的理论。
“润物细无声”。院士们的学者风度、大师风范，给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他们受益匪浅。
4.逆境与顺境
院士们处顺境而志益坚，勤奋耕耘，处逆境而志不移，积蓄力量，待机发展，献身科学事业的坚定信念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人的一生，有顺境也有逆境。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特别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被外来侵略者肆意践踏，满目疮痍，混乱的社会状况将地质科学置于生死无望的困境。大多数知识分子主要是在逆境中奋斗，科学家的责任感，忧国忧民的思绪，激奋于民族危亡的正义感，坚定了献身地质科学的信念。不少院士就读、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当时战火纷飞，国难当头，条件艰苦，但师生同仇敌忾，齐心协力，联合办学，人才辈出，逆境出奇才可想而知。
解放后，总的来说是处于顺境，但也有干扰和曲折。因此，在顺境时要有远见卓识，利用有利条件，加速发展各个方面，同时也要看到不利条件，坚持实事求是；在逆境或困境中，不怨天忧人，抓住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工作。更要有远见卓识，想法保住最基本、最核心的东西。如注重人才贮备，避免人才流失；保存基础学科的发展，想法使之能够延续而不至凋谢。
总之，逆境和挫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的软弱、自我封闭或丧失自信。迎难而上，奋勇拼搏，这是强者的标志；彷徨颓唐，知难而退，则是弱者的特征。
5.敬业与奉献
院士们的个人命运始终与时代脉搏息息相通，爱国奉献、勤奋敬业是他们一生的主旋律。
地质大学的院士大多曾在国外留学，英年时期正处于向科学巅峰攀登之时，且具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当听到祖国解放的消息，急需建设人才之时，毅然决定放弃优厚条件与有利环境，回归祖国，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忘我工作，为祖国的富强作出贡献。
凡是有真才实学的地质学家，都有很强的敬业精神，选定研究方向，就瞄准地质科学的前沿，锲而不舍、执著追求，努力完成重大的基础性研究成果。但是，他们能在科研活动中，急国家所需，与矿产、能源、工程或灾害等紧密结合，把服务国民经济建设看得重于基础理论研究；把培养人才、提携后辈、甘为人梯放在自身的科学积累、取得成果、发表论著之前。因此，他们不仅在发展地质科学上取得突出的研究成果，而且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尤其可贵的是，他们能以宽阔胸怀，鼓励和支持助手超越自己擅长的学科范畴，开拓新的领域。他们认为：“老一辈地质学家的力量是有限的，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发现和培养人才上，要使每个层次都后继有人”，“甘当发展祖国地质事业的人梯”。
6.哲学与思维
院士们在治学中除了善于处理好上述关系外，都具有很强的理论思维能力。
一个人独有的思维特性和科学思维方式，既是其学术活动的指针和动力，又是其学术见解的表达和升华。在地质教学和科研中，地质学者经常遇到量变与质变、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普遍与特殊、定性与定量以及原因与结果、内因与外因等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变的问题。一些把地质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地质学家，他们以独有的思维特征和正确思维方式，不断拓展思维空间，转换思维视点，多角度、多方位地思考研究对象，认为把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时间上的连续与非连续、空间上的均一和非均一在认识上的矛盾，关键是对“均变论”或“渐变论”和“激变论”或“突变论”两种对立观点的理解和引用，能自觉地运用这些思想，就能探索出各种地质作用的一些共同特征和规律性的认识。思维定势化，是我国一些学者缺乏开拓创新精神的重要原因之一，有的表现在对西方地学理论、对权威的盲目崇拜，人云亦云；有的固守自己提出的理论模式，停滞不前。因此，只有掌握正确的思维方式，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只有运用超前思维，才能预见并开辟学科研究的新方向。
院士们构筑以开放性、综合性、前瞻性为显著特点的科学的思维方式，是以深刻的哲学思想作为底蕴，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的。学好哲学，终生受用。
7.个人与集体
院士们的成才之路启示我们，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正确处理好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任何学术工作都是有继承的，个人所做的工作，总是很有限的，要想成就一番的事业，必须充分发挥集体的作用。只有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才能发挥更大潜能，达到更高的水平和境界，这是一切科学工作反复证明的真理。集体的作用，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基本的条件，这一点取得了广大科学工作者的共识。关键是如何发挥集体的作用。大量事实说明，影响发挥集体作用的重要因素是如何处理好团结问题。在学术活动中，讲团结，讲凝聚，有思想问题，人际关系问题，但更要有学术思想上的共识，而且这种共识是学科群体在其学术带头人的领导下共同研究中逐渐形成的。学术思想，不是任何人凭空想出来的，地质上的学术思想，首先有个历史的继承问题，每个人的学术思想，是在逐步发展和不断变化的，如果没有一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不善于博采众长，就不能够吸收不同学派、不同方面的意见来丰富自己的认识，自己的学术思想水平怎能得到迅速提高。如果不能把历史的、前人的知识进行综合研究，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形成对问题更深刻的认识，那么，自己的创新性见解就很难形成，学术上也就会出现停滞不前。个人的作用要重视，但是，割断历史、离开集体，就会一无所成或收效甚微。
我国不少有创见的地质学家，他们在青年时代就选择了自己有兴趣、有一定基础的专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重点突破之后就向横向扩展，向更高一级的水平发展。如果能有一个个人深入的机会，有一个同舟共济、敬业乐群、共创伟业的学科集体，就能相辅相成、相互渗透，扩展自己的学术领域，把“专”和“博”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高水平的综合，就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
一个人要想在业务上掌握广博的知识是不容易的，往往需要在自己长期从事的、真正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和已有的基础上进行扩展，但个人的能力和认识都是有限的，要对地球科学有所了解、有所深入是很难做到的，发挥集体的作用、集体的智慧显得十分重要。因此，求真务实、探索创新、锐意进取的学术环境十分重要，有一个好的学风，才能发挥集体作用，团结一致，协调统一，形成真正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
8.识才与用才
信任、宽容、放手、引导是院士们妥善处理识才与用才的基本方法。
讲到科教兴国，讲到综合国力，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人才。当今世界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的竞争。在科教事业中，识才和用才问题显得十分重要，是一个单位或一个集体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但在实际工作中，对这个问题往往难做到全面或恰当，主要是没有分清主流和支流。讲主流，实质上讲的是爱国主义等根本问题，爱科学和爱祖国是不可分的。识别人才的主流，除爱国主义，还看他是否爱科学。真正爱科学的人就会坚持实事求是，在知识的获取、知识的使用等方面能够正确对待，就会在科学事业中作出艰苦的努力，在任何环境下都持之以恒。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很有才华的年轻人身上，可能会有些不足或缺点。过去，一些德高望重的前辈，他们注意区别主流和支流，保护和提携了一批优秀人才。改革开放，为青年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广阔的天地，但由于自身的弱点和环境的影响，青年人中较普遍地存在着急于求成、容易自满、盲目自傲或缺乏自信等弱点，这些都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支流，只要不影响到主流，就应该宽容。特别在当前，他们仍愿坚持在地质教学、科研岗位上辛勤耕耘确实难能可贵，作为领导和学术负责人，应多为他们着想，放手和引导。放手，就是压任务，压任务、挑重担是督促也是信任。信任、放手不等于放纵而不给予帮助。要放手又要引导；要宽容对待，又要严格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人在一定阶段表现比较突出，而在有些情况下往往不稳定，这是青年人发展过程中常见的现象，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和考察，一定不能拔苗助长。学术领导人应是在学术活动中自然形成的，不能只看到一时表现突出或考虑“工作需要”就定接班人、定学术领导，而忽视了学术水平、学术思想和学术作风这些重要问题。青年中确有才华出众、锋芒毕露之才，但也确有大智若愚、默默无闻之才，两者都是可造就的人才，识才、爱才，知人善任，应该是学术领导人的一项重要任务。
总之，在科学领域中要大力营造敢为人先、敢冒风险、勇于创新和鼓励竞争、宽容失败的环境和氛围；要注重培养年轻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积极参与学术攻关和国际竞争，勇攀科学高峰；优秀人才辈出，群星璀璨，那将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走向繁荣富强的优势所在、希望所在。 |
四 |
为了真实地展示院士们的成才道路、奋斗精神、优良学风和高尚品德，我们在撰写每位院士的传略时，尽量避免千人一面，组稿时试图尽量表现各自的个性和学科特色；强调科学性、可读性、珍藏性，力争成为精品。为了较深刻地反映院士的人生追求，通过采访和参考院士的自述等材料，撰稿人和编者尽最大努力探讨了他们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记述了院士对本学科或地球科学的展望，表述了他们对地学界的殷切期望和对后辈学者的谆谆嘱托。院士们的亲笔题词、人生格言或名人语录，反映了他们的追求、情操和期望。文前选登珍贵的史料性照片，生动记述了院士们的风采，都将会给读者以深刻感染和启迪。
党中央已把教育纳入国家的战略发展重点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中，把教育作为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工作，摆到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地位。作为学校“211工程”建设项目成果的《地苑赤子——中国地质大学院士传略》的出版，必将对在教育工作中造就一批能站在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的学术带头人和尖子人才给予借鉴和启示。以史为鉴，嘉惠后学，这也正是中国地质大学编撰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
为了贯彻上述编撰思想，组稿工作就成了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衷心地感谢每位院士和院士的工作单位或亲属对这项工作给予的积极配合和支持。学校领导非常重视本书的编撰、出版工作，委托大学办公室统筹策划、征集稿件、协调进度、组织审阅。为此，专门组织了编撰组，并给予具体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将此书列为重点的出版图书，选派有经验的编审担任责任编辑，对稿件进行了精心加工和审校。
我们要特别感谢温家宝副总理为本书题写了书名，特别感谢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院士和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为本书题了词，对院士们的贡献和风范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十分感谢原武汉地质学院院长王鸿祯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鹏大院士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我们还要向参加撰稿或为本书提供照片和资料的同志，向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和为本书编撰、出版工作给予帮助的同志致以诚挚的感谢。最后，让我们共同祝愿：
地大“院士精神”发扬光大，地苑绽开绚丽之花
中国地质大学谱写世纪新篇章，再创新辉煌
为实现我国由地学大国向地学强国的转变而奋斗 |
中国地质大学校史编撰组 |
2001年2月18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