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探索青藏高原的隆升
    1980年10月,他受命任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本着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科研单位同样面临着治理整顿的繁重任务。他出任院长(1980—1986)的6年,也正是我国经济体制及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起步时期,院务繁重。一方面他以主要时间和精力抓好院务管理和改革;一方面又以中方联系人的身份参与主持了中法“喜马拉雅地质构造与地壳上地幔的形成演化”合作研究项目。作为院长,他毫不懈怠;作为科学家,他没有节假日,没有晚上休息时间,努力地进行着科学研究与探索。
    中法喜马拉雅地质构造的合作研究是一次大规模的科学考察,先后参加工作的有四百余人。李廷栋作为中方联系人,参加并主持了历次中法双方的会晤和谈判,并先后三次进藏开展地质调查,致力于青藏高原区域地质的综合研究,实行“地质与地球物理调查相结合,地质立典性研究与区域综合研究相结合,宏观观测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他作为主要作者之一,发表了《喜马拉雅岩石圈构造演化·总论》等专著,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多篇。他从地质与地球物理的结合上论述了青藏高原岩石圈结构构造及其演化模式;指出高原存在扬子、华夏、冈瓦纳三种类型的基底;提出“陆内汇聚—地壳分层加厚—重力均衡调整”的青藏高原隆升模式。他认为,高原大幅度快速隆升始于第四纪。他作为第一作者撰写的《青藏高原地壳演化与隆升机制》一文在莫斯科第27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宣读,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兴趣,并应邀发表于英文刊物《构造物理学》上。该项成果获地质矿产部1989年科技成果一等奖。
    后来,他又结合亚东格尔木地学断面研究新资料,再次进行高原中部地体构造分析,进一步研究了高原隆升的过程与机理,把高原隆升划分为“俯冲隆升(K2-E2)、汇聚隆升(E3-N1)、均衡调整隆升(N2-Q)”三大阶段,并初步探讨了各阶段隆升的特点和幅度。有关论文《青藏高原隆升的过程和机制》亦于1996年应邀发表于《构造物理学》期刊上。
七、推进全球的南极地质研究
    “上天、入地、下海、登极”的地学科学研究,一直被人们作为科学研究的前沿,为世人所瞩目。他有幸于90年代前期主持了“南极岩石圈结构”的国家攻关项目。为了在较短时期内掌握南极大陆地质概貌,取得几项高水平的科学成果,他提出并实施了“抓两头”的科学考察战略∶一头抓地质立典式的调查研究,一头抓区域地质综合研究。实践证明这种战略是奏效的。他们这个科研集体一方面充分利用长城站、中山站的工作条件,选择前沿性、关键性的地质问题开展地质立典式的精细的地质调查研究,取得一些创新性科研成果:①首次提出了东南极拉斯曼丘陵地区55—5亿年前泛非构造热事件的地质含义;②在南极首次发现罕见的硅硼镁铝矿;③完善了南极地区布兰斯菲尔德海峡地层层序和构造格架;④进一步厘定了乔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火山岩时代和成因;⑤对陆地威德尔生物地理区和冈瓦纳古陆再造提出了新的证据和认识。另一方面狠抓区域综合研究,编制1∶500万南极地质图、矿产图,系统搜集已有的地质、地球物理和矿产资料,总结南极大陆地质构造的基本特征和矿产资源的总体面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编制完成南极洲地质图的少数国家之一,为我国制定南极政策和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作出了贡献。

    1971年,李四光先生逝世。李廷栋参加了“李四光同志遗留资料整理小组”,与李林、马杏垣、高文学、周国钧等一起整理、编译了李四光先生的著作、讲话和有关地质工作的建议等,这也成了他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
    李廷栋于1986年10月调任地质矿产部副总工程师后,长期从事地质科技管理工作,并就国土地质调查、地质工作发展战略等提出了若干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他还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是第25.27.28.29届国际地质大会中国地质代表团的代表,是第30届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地质大会学术委员会主席。还曾对俄罗斯克里米亚、高加索、库页岛,日本北海道,美国落基山、加利福尼亚和图桑,加拿大安大略,以及冰岛、南极等地进行野外地质考察,丰富了地质知识,增强了地质对比能力。
    他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在科学研究和科技管理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培养了2名硕士生、2名博士生,一丝不苟、循循善诱地指导他们的工作。
    李廷栋院士说,对我的成长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几次承担科研项目的实践,特别是进行野外地质调查研究的实践。他非常重视野外地质工作,他治学严谨、踏实认真、谦虚谨慎、善于吸取各家所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优秀地质学家的代表之一。

(潘云唐、毕孔彰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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