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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9月的北京，酷暑已消，秋意渐生，一个不满17岁稚气未褪尽的年轻人，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对地质科学的好奇跨进了著名的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的大门，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走上了一条充满艰辛与欢乐的道路。
1997年12月初的北京，天高气爽，阳光灿烂，中国自然科学综合研究的最高机构——中国科学院公布了新增选的院士名单，当年那个年轻人榜上有名。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戎嘉余。 |
一、少年壮志，做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员” |
戎嘉余院士1941年12月7日出生于上海，从小在这个东方大城市生活、学习，从未见过高山，也从未在山区生活过。1958年高考填报志愿前，他哥哥戎嘉树(早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长期从事花岗岩研究)从前苏联考察地质归来回到上海，与他一席长谈。没想到这次谈话，竟然影响到他的一生。戎嘉余朦胧地意识到地质工作对于祖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野外工作的艰辛与乐趣。他决定报考地质院校，填报的第一志愿就是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测量与找矿系。从跨进学院大门，开始了他的地质生涯，从而注定了要与大山打交道，在艰苦的工作中品尝欢乐。
在从北京新火车站到学校途中，他第一次见到北京西郊那一排排雄伟的山脉，心中涌动着一股莫名的冲动，恨不得立即前去登山，看一看山究竟是什么样子。学校的优美育人环境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老师们教给他许多知识，最重要的是怎样培养成一个有建设时期游击队员素质的大学生：一方面要学习地质知识，有独立工作和单独在野外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要进行思想和意志品质的磨练和考验，在艰苦的环境中有不怕困难、能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还在他上一年级的时候，在测量学陈老师和普通地质学丰茂盛老师的带领下，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香山测量和周口店地质填图实习，学到了不少基础知识，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老师们循循善诱的教导和以身作则的榜样使他懂得了野外实践的重要性。
他在北京地质学院学习期间，正是我们国家遇到三年困难时期，但学校的环境与氛围，高元贵院长等校领导的关怀爱护，老师的教书育人，班集体的互助友爱，使他开始认识到爱祖国、爱集体、爱地质事业的真谛，这对他世界观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著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杨遵仪、王鸿祯、郝诒纯等老师们对教育的忠诚、对学生的真心爱护、对地质事业的执著追求，给他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杨式溥、何心一等众多老师的求实、求真、注重实践的作风和其他优秀品质给他的成长打下了深深的烙印。60年代初，杨遵仪老师虽已年过半百，仍带领学生到贵州进行野外考察，与学生一起爬山赶路，一起采集化石，不怕苦、不怕累；每当发现好化石时，杨先生那发自内心的喜悦心情溢于言表，使初出茅庐的学生深受鼓舞。野外实习，不仅教给戎嘉余许多在课堂上难以学到的知识，更培养了他对化石的兴趣和爱好。四年大学生活使他懂得了：要做一名地质工作者，尤需培养非凡的素质，才能战胜任何困难，做好工作。
在四年的时间里，他和同学们共参加过三次野外实习，每次约3个月。1959年夏，他还是一年级的学生，在黄文文、李福绵等高年级学长的带领下，赴鄂西北山区进行区域地质填图实习。他们自带干粮和行李，爬山涉水、日晒雨淋，曾一天走过575公里路，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的艰辛和乐趣。从二年级起，他开始学习古生物，被安排到被誉为“地层古生物宝库”的贵州省进行野外实习。在杨遵仪、杨式溥、何心一、张诚立、刘淑梅等许多老师的实地指导下，在高年级同学(如周志强、史伦祥、何卓生等)的热心帮助下，在考察古生代地层的实践中，他学到了野外工作的一些初步知识和基本方法，逐渐懂得了地质工作一旦离开了野外实践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道理。这些都成为他后来工作的基础。1961年，他和杨家马录(当时的研究生)一起带队与低年级同学赴黔东、湘西进行寒武纪生物地层野外实习，第一次自己测制剖面，采集和鉴定化石，编写论文报告。在杨遵仪老师的指导下，他于1962年夏的毕业论文答辩会上，作了《黔东、湘西中、上寒武统的三叶虫化石群》的论文答辩，使他在地质古生物学基础研究的整个过程中受到了第一次系统锻炼。 |
二、寒窗苦读，立志做一个中国科学工作者 |
经杨遵仪老师的指点和鼓励，1962年秋他考入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开始研究生学习，师从著名的王钰教授，研究方向是“早古生代地层与腕足动物化石”。从此，腕足动物就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王钰教授在召见他的第一天，就给他定下了毕业论文题目——《华南小达尔曼虫层的腕足动物群》，还将多年采集收藏的化石标本无私地赠予他研究，这些材料后来就成为他毕业论文基础的一部分。这一提携青年、无私奉献的举动强烈地感染了他，使他一踏进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就感受到研究所和老师的关怀。他暗下决心，要尽力完成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从此，他从一个活跃的学校环境一下子来到了静谧的研究所里，开始了他那漫长、枯燥却又充满无穷乐趣的地层古生物学研究生涯。
他一方面要花大量的时间学习基础课程，特别是两门外语学习：在中学里，他学的是俄语，研究生时要突破英语从头学起的许多难关；另一方面还要学习古生物学和地层学的专业课程，包括对早古生代常见动物门类的学习。那些年里，他把绝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为学习如何进行古生物分类工作，向老师和许多学长们虚心求教。为圆满完成毕业论文，他经常在专业图书馆里查阅文献资料，并开始与外国学者联系，了解世界奥陶—志留纪界线地层研究的历史和现状。1963年夏，经王钰教授安排，他随研究所内黔北地层队进行野外考察。在张文堂老师、陈旭学长等的指导和帮助下，在参与测制遵义、湄潭、桐梓一带早古生代地层剖面和采集化石标本的过程中，他学到了较多的实际知识，增长了对相关地层和古生物化石的感性认识，积累了重要的野外工作经验。他还在许汉奎同志的陪伴下，奔赴黔西北的毕节、黔东北的思南和松桃等地，考察了奥陶系、志留系及两者界线地层，采集相应层位中的腕足动物化石，为后来的毕业论文的完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学术环境给他印象极深。对许多老前辈的学识与为人，尤其是对“三严”(严格、严谨、严密)的科学作风，耳濡目染、黔化阴孚。王钰、卢衍豪、穆恩之等老先生多次告诫年轻人，学术成果是科学的阶段总结，一定要求实、求新、做好、做深，丝毫马虎不得；发表一篇文章绝不能仓促，自己一定要严格把关，一看再看，还要请别人帮你看出问题，让错误尽力消灭在出版之前。这些使他深深地懂得了，一旦本应发现的错误不经意地发表了，印成铅字就永远改不了了，那将成为永久的遗憾。
1964年，王钰教授曾给当时的年轻人做过一个报告，题目是《脚踏实地打基础，循序渐进攀高峰》，这句话后来一直成为指导戎嘉余学术生涯的座右铭。他开始认识到，古生物研究需要扎实的基本功与广博的知识面，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踏实、勤奋的学习态度，都得“笨鸟先飞早入林”。这为他今后的成长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66年春，正当他为论文收尾之际，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他没有，也不可能进行研究生论文答辩。
1970年和1972年，他参加了西南石油会战，每年用长达8个月的时间进行艰苦的野外考察。在穆恩之老师的带领下，他与杨学长等同事测制了许多地层剖面，采集了大量的化石标本，使他对奥陶纪、志留纪地层更加熟悉，积累了更多的奥陶—志留纪界线地层的化石资料。这些材料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在世界上鲜为人知，为他的许多论文工作提供了绝好的素材。
197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他以毕业论文为基础，增添了许多新资料，写成了题为《中国的赫南特贝动物群并论奥陶—志留系的界线》的论文，在《地层学杂志》上发表，受到许多人的关注。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杂志上单独发表论文。
1982年，他应邀赴北欧参加国际奥陶系大会，并被特邀在大会上做题为《奥陶纪末赫南特贝动物群的分布及其涵义》的报告，受到与会同行专家的好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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