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
叶大年从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起，就知道通货膨胀的滋味，因为父母亲发工资后，立刻去米铺把一个月的米都买了，余下的钱去黑市（贵阳的南门口）换成银圆，手上不能留纸币。他关于银圆的“丰富知识”都来自这时候,银圆重量七钱二分（十六两制）,又分“大头”（有袁世凯头像）、“小头”（有孙中山半身像）、“船板”（有帆船图案）、“龙板”（光绪年间的，有龙的图案）、“川板”（民国初年四川军政府的）和“墨西哥鹰洋”（有老鹰图案）。“大头”又分“民三”、“民九”、“民十”，其中以民三最值钱，他父亲曾风趣地说：“民三大头中袁世凯的耳朵里有耳屎”。后来他学了化学和矿物学，才知道“民三”含银量高，容易氧化成黑色的氧化银。至今不解的是，民国四年袁世凯就死了，怎么会出来“民九”和“民十”呢？到了1949
年，父母亲的工资就停发了，他家就只得上街去摆地摊，卖旧衣物。叶大年人虽小，但颇有力气，因此每天用麻袋往返背衣物都是他的事，有时还要看摊。国民党行将灭亡的形势越来越明显，父亲的同事同乡常常聚集在家里讨论形势，许多广东同乡决定回广东另谋生路，或出走港澳，父母亲鉴于有7个子女，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也是没法谋生的，于是说：“共产就共产吧，反正我没有什么财产可共，不怕共产”。就这样留了下来。离去的同乡留下一些旧衣物和旧皮箱，都让他们“练摊”了。他们家周围是农民的菜地，到解放前夕，他家连买菜的钱也没了，只得到菜地拣白菜帮子，农民都是相识的邻里，见他家人多困难，故意多留一些好菜叶给他。叶大年始终没有忘记这几户农民，几十年后，他当了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后，出差到贵阳，还特意去看望他们。
解放军节节胜利，蒋介石宣布下台，同学们拿着一张银圆券大家争着传阅，原来钞票上四个角的花纹中藏着“中正下台”4个正楷字，显然是钞票设计师的手笔。他们公开、半公开地议论共产党和解放区等新鲜名词了。父辈们组织护处纠察队，他们这些孩子凑热闹，也不时地玩弄着“武器”——十字镐把。1949年11月14日，情况十分紧张，据说解放军已经过了马场坪（湘黔公路与黔桂公路的交会点）。晚饭后，他挤在大人堆里，凑到电话总机旁，大家静听着接线生与都筑段沿线各工地的呼话，“贵定，贵定……，”
没人接，贵定解放了，“龙里，龙里……，”又没人接，龙里解放了，直到最后一站贵阳市郊油炸街的第四总段，听到了对方的回话：“刚刚见到解放军，天亮举行入城式。”这时正好是1949
年11月15日零点。天亮了，一队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的战士和拉着大炮的骡子在他们身前走过，听到的第一支歌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呀！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呀荷嘿，嘿嘿，依荷呀嘿！解放区的太阳永远不会落啊！解放区的歌声永远唱不完。”父亲参加了支援前线抢修委员会，当工程组的秘书，50年过去了,
叶大年永远忘不了1949 年11月15日，这一天成为贵阳解放后的第一个晴朗的天。 |
三、为向科学文化进军而学习 |
贵阳解放这年，叶大年读小学五年级，小学毕业后，考入贵阳第二中学，它的前身是王若飞的母校、黄齐生老先生创办的“达德中学”。这时他的父母亲已经调离贵阳，他成了住校生，从此自己料理生活，自己洗衣服被褥、缝缝补补，并且自己管理自己的学习和“财务”。初中三年里，叶大年的成绩一直是优秀，尤其是数学。数学老师王起华，他的一条腿在“黔南事变”中日机轰炸贵阳时被炸断，平时杵着双拐，讲课时却以“金鸡独立”的姿势讲课，神情自若，稳如泰山，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有一次他在讲台上后退时，不小心摔了下来，有些同学失声笑了，王老师没有责备同学们，而是讲述了日机轰炸贵阳时的惨象，教室里安静得出奇，很像法国作家都德的名篇《最后一课》的情景。
1954年，贵州省新建了一所完全中学——贵阳第六中学，据说是按前苏联高尔基城的一所中学的模式设计的，屋顶都是琉璃瓦，理化生物都有专门的实验室，两个学生一个实验台，有标准的运动场和数个篮排球场，相当一部分学生可以住校。叶大年如愿以偿地考上了贵阳六中，并成为它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他在高中的学习阶段是非常刻苦的，因是住校生，不论星期日还是寒暑假都用来学习，所有的功课不管高考考与不考，都一律对待，努力学习，他的信条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地理老师史重威，知识渊博，他讲的经济地理非常有趣，讲述到：前苏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是钢城，卡拉干达是煤都，在两个城市间建立钟摆式的运输关系，中国的攀枝花和水城，将来就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卡拉干达那样。十多年后，三线建设中攀枝花和六盘水的关系正是史老师所说的钟摆式，真令人佩服。叶大年最近潜心研究经济地理的对称问题，经济地理的基础知识得益于史重威老师。数学老师陈寿轩，是贵州最有名的数学老师之一，他只读过私塾，全靠自修，据说他一度教过大学。陈老师教他们证明“九点共圆”、“欧拉多面体公式”，使叶大年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语文老师杨石，解放前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他父亲是前清举人，特别喜欢他用标准的普通话抑扬顿挫地朗诵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叶大年对背诵古文很感兴趣，课本中的古文背得滚瓜烂熟，终身受益不浅。
1956年，国家制定了科学规划，要在12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郭沫若为此题词：“军号响了，年轻的朋友们前进，前进，向科学大进军，要抢救中国科学文化的落后，要在十二年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是光荣而艰巨的使命。”郭沫若的题词被谱成了歌曲，叶大年至今还会唱，当时他们深受郭沫若题词的鼓舞，称努力学习为“进军”，他要当一个铁道工程师的志愿就更加坚定。高中的生活是在充满幻想的欢乐中度过的，全然不知等待着他的却是一场灭顶之灾。 |
四、名落孙山，知耻而后勇 |
| 1957
年春，正当叶大年满怀信心准备高考的时候，贵州省教育厅突然宣布，贵州的考生只能报考贵州的高等学校（即贵阳医学院、贵州农学院和贵阳师范学院），这对他无疑是当头一棒。他们很有意见，集体写信给毛主席，并派代表去省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提要求，结果得到满意的答复。这年高考，他的成绩考得相当好，传言名列全省第二，可是等通知书，左等右等都不来，最后来了一张“未予录取”的通知书。此时他人已在北京，只能托同学和老师帮助打听原由，从内部得知，“政治不合格，因而除名”。事情是这样的，时值“反右”，教育厅认为学生集体给毛主席写信和“请愿”乃“裴多菲俱乐部”性质，要把首要分子除名，学校校长和班主任认为他是“首要分子”，汇报到省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其实他并没有去“请愿”。在那个年头，“说你是，不是也是，说你不是，是也不是”。被扣上“政治不合格”的帽子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叶大年曾打消了上大学的念头，去报考火车司机，没报上名，去联系下乡务农，因为在北京他只能算“社会青年”，没人组织。想来想去，无从是好。父亲说：“即使永远上不了大学，自学吧，只要你自己不自暴自弃，我宁可养你一辈子，华罗庚靠一张纸一支笔，自修成才，你可以走华罗庚的道路。”韩愈说过：“彼人也，余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
于是他把名落孙山的耻辱和“政治不合格”的冤屈深深地埋在心里，拿起纸笔自修高等数学和俄语，同时再作一次考大学的尝试，如果再次以“政治不合格”而落榜的话，就永世不考大学了。1958
年春，武汉的《数学通讯》上发表了叶大年的一篇“论文”，名为《二元二次联立不等式的图解法》，尽管它是一篇很不起眼的文章，但对于高中毕业、落地秀才的他来说，是件无比高兴的事，它证明他有自学的能力，在数学上有成功的希望，孙子曰：“置之死地，而后生。”真乎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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