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物学家叶大年院士，1939年7月21日生于香港(原籍广东鹤山)。1962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岩矿专业。1966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生毕业。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开拓结构光性矿物学的新领域，著有《结构光性矿物学》，提出了几十条定量和定性的规律；结合矿物材料科学，在中国首先开展玄武岩岩浆在不平衡条件下结晶作用的研究，发现假高压效应；解决了长石、辉石、石榴石等主要造岩矿物的X射线鉴定难题，撰写专著，推动了岩石学研究；开展统计晶体化学研究，发现分子体积的可加和性和地球圈层氧平均体积守恒律；研究颗粒随机堆积的体积效应，发现一系列新规律。
一、艰辛的少年时代，立志奋争
叶大年院士的家乡在广东省鹤山市仁和乡围墩村，这是一个座落在珠江流域西江畔的村落，清朝初年属于围垦的范围，从家乡的名称就可以看得出来。时隔二百多年，到20世纪40 年代，他记事时，人口已经很稠密，村子里已经没有多少田桑， 他家只有半亩左右的桑园，村邻多在外打工或靠南洋侨汇度日。他父母亲的祖辈都是从江西迁到珠江三角洲来的，迁来鹤山有十几代人了。他的曾祖父在西江替别人打工，专门把广西的薪柴运到广州贩卖。他的祖父(叶贵全)在香港“南和行”做账房会计，南和行是香港著名企业家李石朋开的大粮行。早年李石朋回老家物色伙计，见他祖父忠厚勤奋，就把他带到香港，几十年来一直都在这位同乡的粮行工作，年收入相当可观。积两代人“捞世界”的经验, 他祖父终于悟出一道理，孩子只在乡下读私塾不行，将来不能在香港混，要读英文，于是就把他父亲从乡下接到香港念英文的小学和初中。30 年代初，广东的高等教育有大发展，国立中山大学的学费较低，父亲就回到广州来念高中，把自己带有乡土气息的名字叶福宁，改为叶勉之。由于香港和广州学校数学水平不同,为此他父亲还上过补习学校补习数学，在那儿结识了只比他大几岁的数学教员李国平（后来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国平当时只是大学一年级学生, 他父亲很佩服李国平的学问。高中毕业后, 他父亲考上中山大学土木工程系。叶家自江西迁来鹤山到父亲这一代总共14代人，只中过一个举人，第二个“举人”就是他父亲了。他父亲只身在广东省城生活，时常参加“鹤山留省同学会”的活动，在那里认识了他的母亲冯剑虹。她是马来西亚华侨，12岁就独自回国，认识他父亲时她在广州执信女子中学上高中。
他父亲大学三年级时和母亲结婚，1938年他父亲大学毕业，在黄埔港实习，日本鬼子侵略战火烧到广州，他撤退到香港，带着母亲和一岁的哥哥在家闲居。1939年7月，叶大年就在香港出生了。没有工作，一家四口靠祖父养活，终究不是办法，就在这时，滇缅铁路开工，经中山大学教授介绍，他父亲在滇缅铁路局找到一职务，在林同炎（现世界著名材料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手下做工务员（即技术员），尔后紧接着就把他们母子三人接到“瘴疠之乡”——滇西生活。从1939年底起，叶勉之、冯剑虹一家就永远离开了香港（五十多年后，他哥哥和妹妹曾去香港旅游）和离开了家乡，在云南、贵州和四川辗转了15年，这15年在叶大年院士成长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
1.襁褓中颠沛
叶大年出生后没几个月，母亲带着他哥哥和他，先坐轮船到越南的海防，上岸后坐火车经河内到昆明。以后他常常听母亲说起那次艰辛而危险的“旅行”，在越南海防的海关，越南的关员任意地翻他们的箱子，随意没收他们衣物，大部分行李又在滇越铁路托运时“丢失”，当时真不知今后的日子如何过。从 1939—1943年，这4年间，他们一家跟随父亲先后在滇西、滇中和四川辗转。由于年纪太小，他记不得什么东西了，只记得经常搬家打铺盖卷，家里有几张打了补丁的油布；他们坐的汽车不烧汽油而烧木炭，上坡时，汽车呜咽着，司机助手用三角木垫车轮，呜咽声好不凄惨，很像哭声；路途上怕土匪抢劫，母亲总是把钱或金戒指分散地缝在孩子们的棉衣棉裤里。
1943年，在那兵荒马乱的时代，领着一家人东奔西走苦不堪言，同时也十分危险（经常遇土匪或翻车），经过一番周折，他父亲又把母亲和他们弟兄三个送回广东老家。这时，香港早已沦陷，祖父已去世三年多，香港的家已不复存在。原来在围墩老家有些名望的叶贵全家就此衰败，现在又从云南撤回四口人，吃饭就成了问题。他父亲送他们回家的初衷是，以为祖父的遗产中应有他们这一房的一份，不幸的是，他们被告知，祖父的遗产被伯父做生意赔尽，早知如此何必回乡呢。显然，他们一家不能在家乡呆下去，所以只住了几个月，又再次背井离乡，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
1943 年，回老家时，他已经四岁，多少有些记忆力了，印象最深的是饥饿和日本鬼子。家乡因为侨汇的来源已断，整个处于饥饿状态，家家都没有干饭吃了，粥越煮越稀。他的曾祖母九十六七岁，老糊涂了，常常说：“现在的妹仔（丫鬟）总是骗我，我五岁就见过红头贼（太平军），就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稀的粥。”祖母不时从腰带中取出已经贬值无用的纸币唉声叹气地数来数去。村里已有人浮肿和饿死，邻里相见，无人敢问：“吃过饭没有？”有一天，有一队日本鬼子，由广州出发去西江扫荡，失败后，退回广州路经围墩,在围基上走过，离他家祖屋只有几十米。他和一些村童用广东话唱民谣：“……，箩盖园，买只船，船没底，淹死两个日本仔，一个浮头，一个沉底……”伯父忙来阻止，怕惹来杀身之祸。其实日本鬼子并没有理会这帮孩子，事后人们说，日本人打了败仗，提不起精神来，否则就要遭殃了。这是他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见到日本鬼子，但是，他深深地记住了：必须战胜日本人，不能让他们得胜，日本人胜，我们就会遭殃。这次日本鬼子回广州并没有走大路，而是按照军用地图走一条荒废了七八十年的小路。15年后，叶大年上了北京地质学院，见一些旧的地形图是“华北日本支那军总部”绘的，就马上想起，1943年日本鬼子过他家乡的情景。他在工作中使用的都是军委测绘局航空摄影测绘的地图，非常之精确，他深知军用地形图的重要，是生命攸关之物。
2.第二次背井离乡
在乡下没住多久，他父亲又把他们母子4人接了出来，沿西江乘船逆水而上，经过肇庆和梧州时，船虽靠岸，父母并没有带他们上岸，最后他们到了广西平南县丹竹镇，因为他父亲在这里修筑军用飞机场，是机场一个工区的帮工程师（即助理工程师）。他们在丹竹虽然只住了很短的时间，但是，却让叶大年亲眼看到什么是战争，亲身经历轰炸和扫射。事情是这样的，一天叔祖母带着他们弟兄三个去飞机场看陈纳德的“鲨鱼式”战斗机起飞和降落，不料日机来偷袭，机场没有发警报，日机就飞抵他们的头上。父亲去镇子上理发去了，不在现场，幸亏父亲的一个同事，一听声音不对头，跑过来叫他们快逃命。说时迟那时快，日机低空投弹和扫射，他们不仅可以看到日本的“红膏药”标记，而且能隐约看到日本飞行员的脑袋。炸弹呼啸着落下，在附近爆炸，机枪子弹打在身边的地上直冒土烟。叔祖母背着弟弟，哥哥在前面跑着，他在后面呼号着跑不动：“四婆，放下弟弟，背背我。” 他们终于在一条小水沟的小石桥下躲过了这场灾难。由于惊吓过度，事后他有几天连路也不会走。修筑丹竹飞机场时，有美国工兵的机械工程队，工区多，机械少，工期紧，父亲的工区没有用美国工兵的机械，是发动当地的老百姓到江边去挖鹅卵石，计量收购，男女老少齐上阵，结果父亲的工区工程进度超过美国工兵的机械化。许多年后，当他读到毛主席的话“战争的真正伟力在于民众之中”时，备感亲切。我们常常看不到人力的重要，片面强调机械化，80年代，在中国沸石矿开采方针的讨论时，叶大年就向大家讲述，40年前，他父亲发动农民用扁担胜过美国工兵机械化的故事，坚持由农民自己手工开采，使农民得到最大的实惠，实践证明他的意见当时是正确的。
随着抗战形势的严峻，日军大举向广西推进，丹竹机场的工程队伍被调到云南，任务是抢修保密公路，即云南保山到缅甸的密支那的国防公路，这条公路又叫中印公路，或叫史迪威公路，工程队伍先行，家属随行政人员最后撤离丹竹。撤离时，柳江发大水, 他们乘小汽轮溯江航行很慢，走了四五天才到柳州，就在到达柳州的当天晚上，母亲在一个军用仓库里生下他的大妹妹。在柳州他们逗留了几日，仍随家属的队伍坐汽车奔赴昆明。途中经过贵州的晴隆，它处于路况最惊险的“24道拐”的地段，晚上投宿晴隆，吃饭时见到一个没有舌头的乞丐，当时觉得非常可怕。两年以后，抗战胜利，又路经晴隆，还看见这个乞丐。正是因为“24道拐”和没有舌头的乞丐，晴隆这个地名，他就牢牢地记住了。整整50年后，他当了全国政协常委,去六盘水市考察，又路经晴隆，还专门到街面上问当地的老人，知否没舌头乞丐之事。皆云非50年前的居民，故不得而知。他们到了昆明没有见到父亲，因他父亲一直在滇西前线抢修公路，他们就在家属“营地”住着，差不多过了一年后，保密公路通车后他父亲才回到昆明。
有一天，父亲的一位同事从工地回来说，因为工头平常欺压少数民族民工，积怨太深，民工罢工并暴动，工地的大小工头和技术人员多被打伤，父亲是少数没被打的人之一， 原因是，他父亲比较尊重少数民族民工的人格，并关照他们的病痛，在民工中有些相识的人。他们家的人悟出一个道理：任何时候都必须平等待人。后来他们家在贵州住了很长的时间，贵州是多民族的省份，叶大年有一些同学是少数民族，所以对少数民族很有感情，1996 年，他在贵州加入了苗学会，1998 年在北京加入了全国侗族文化学会，结交了一批侗族和苗族的朋友。正是因为如此，他专门研究了侗族、苗族、彝族聚居区的经济地理学问题。
3.第二故乡——贵阳
1945 年8月15日，抗战胜利了，彻夜的鞭炮声响遍了昆明全城，鞭炮声冲走了8年离难的晦气，给流落他乡的人们以返回老家的希望，仅仅6岁的叶大年也激动不已，抗战胜利和以后的贵阳解放及打倒“四人帮”是他这一生中最兴奋的三件事。那时他父亲在粤桂公路找到工作，在朋友的帮助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到“黄鱼票”（即半非法的黑市票），领着全家到了柳州，途中在安顺附近，一辆军车企图超他们的车时翻入稻田中，六轮朝天，军车上的“黄鱼”有的被抛出来，有的被压在车下，好惨啊！他们的车连停都没停，司机说：“不能停，军车惹不起。”几十年来，一提起翻车，他就想起这次惨象。他们在柳州住了大约有一年，家里又添了二妹，当时哥哥8岁, 他6岁，全都没有上学，只听说过“幼稚园”，但从未见过。一个工程师带着妻子和五个完全没有受正规教育的孩子生活着，在今天看来是件怪事，可在那时，见多不怪。他说没受正规教育，并不等于没有受教育，早在昆明逃难时，母亲就是哥哥和他的全能老师，她教他们国文、算术和音乐，而且还会给他们种牛痘、开中药方、拔牙和做衣服，总之在他们的眼里母亲样样都会干。1946 年，交通部成立湘桂黔铁路工程局都（匀）筑（贵阳）段工程处，他父亲是筹备组成员，于是又举家迁往贵阳，从此，叶勉之、冯剑虹一家就和贵州有不解之缘，扎根于铁路事业，祖孙三代有8个人在铁路工作，叶大年对铁路事业也特别关心。
4.上学和笃学励志
到了贵阳，叶大年他们哥仨上了小学，而且是最好的公立学校（贵阳实验小学，即今天的南明小学），哥哥插班四年级，他插班二年级，而且都名列前茅，这充分证明母亲和父亲自办的“家庭学校”是合格的。一年后，铁路工程处办了子弟学校（扶轮小学），他们都转到扶轮小学，妹妹也入了幼稚园。扶轮小学的学生不多，只能复式教学，即两个年级合用一间教室，一班上课，另一班同堂自习，颇像山区农村的学校。但是，教员的质量都很高，大多是工程师太太或青年技术人员兼任，老师中高级师范毕业和大学毕业的比比皆是，教学质量都很好，而且还开设其他学校没有开设的课程，如英语和铁道常识。这所小学有一首振奋精神的校歌，他至今还会唱：“贵山富水，佳气郁葱葱，火车如电过，文化随交通，我们励品学，锻体魄，奋发志气雄。”在扶轮小学，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讲授铁道常识课的老师李仲芳，李老师是工程处的工程师，他除了讲铁道常识，如车站、道岔、轨距、隧道、坡度等等外，还讲詹天佑的故事、鬼谷子的故事和孙膑及庞涓的故事，解放后李先生是西安公路局的总工程师。虽然他们上了学校，父母亲并没有放松对他们的教育，尤其是父亲，他抓英文，用的是开明书局的英语读本，强调“傻读、傻背”，抓算术是用日本人写的算术习题集，不断地要他们演难题，如鸡兔同笼问题、植树问题、时钟问题、行程问题等等。叶大年认为，父亲抓他们的算术学习是第一流的。中学后，父亲又以“三S平面几何”和“范氏代数”课本来要求他们，并常常给他们讲李国平的故事。
长大了要做一个土木工程师，这是父母给他灌输的，母亲甚至作了一篇范文，让他背下来以便应付升学考试。在旧社会，土木工程师比较容易找工作，尤其是铁路，被人称之为“铁饭碗”，所以继承父业就成为他们弟兄的志愿。后来又添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一共7个孩子。为了糊口，母亲出来在铁路上找了一份工资比临时工还低的工作。虽说有美好的愿望，可是家境越来越困难，要把孩子培养成土木工程师实际是不可能的，哥哥小学毕业考上公立的师院附中，没钱缴学费，只得卖了爷爷留下的长袍，此时不由得想起母亲教他们唱的《渔光曲》:“爷爷留下的破鱼网，小心再靠它过一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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