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入地质“黄埔一期”，奠定人生基石     说起学习地质专业，汪集旸怀着深切的谢意回忆说：“对我而言也可以说是一种巧合，除了当时鼓励学地质当一名建设尖兵之外，舅父对我的影响也是主要因素。我舅父朱庭祜是我国最早学地质的十人之一，在中央地质研究所(北大地质培训班，三年制)与谢家荣、王竹泉老先生等人同班。解放初期他在浙江大学地质系执教，由于他在美国念研究生时看过一些大坝的工程地质，因此50年代初兴建新安江水库时他经常带学生去野外考察，每次回来都带回不少标本。当时我觉得挺好玩的，与很多学地质的人一样认为学地质可以游山玩水，加之当时要填三个志愿和十五所学校，也就将地质填上了。那一年从‘杭高’来母校——北京地质学院就读的有将近二十人，大多是跟我同样的情况‘误入歧途’的。”     “我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第一届入学的，后来我们那届老同学自封为‘地质黄埔’(北京地质学院)一期毕业生。之所以将母校封为‘地质黄埔’也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北京地质学院是由我国地质界的精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院校的地质系组建而成的，教我们的都是名牌教授。我进入的水文工程地质系第一任系主任是袁见齐先生，第二任是杨遵仪先生，第三任是王大纯教授。一年级给我们上普通地质课的是郝诒纯教授，二年级地史古生物是尹赞勋先生讲的，三年级地貌第四纪是袁复礼老先生亲自上课。专业课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没有现成教材，由王大纯、张咸恭先生一边翻译参考前苏联教材，一边给我们上课，真是十分辛苦。大学四年中，同学们普遍反映课程太多，负担太重。水文工程地质系四年中要学37门课，除地质类课程外还要学许多工程类科目，如机械制图、机器零件等，因为按前苏联的高校划分及培养目标，地质学院属工科类院校，其培养目标为工程师，因此必须学习很多工程科目。相反一些地质类基础课程如构造地质、岩矿等反倒削弱了，久而久之便形成现在所谓的‘大学不大，博士不博’的局面。但不管怎样，当时学校及老师们学习前苏联的一片热情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十分艰辛的，在此让我再一次对他们的精心教学与培养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留苏“读博”，名师传授     留苏读博的三年半时间，给汪集旸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1956年大学毕业后我即进了俄语专科学校(北京外语学院前身)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并于1958年底派往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攻读副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地下水资源评价专家普罗特尼可夫教授。当时他正在从事一项工业利用溴、碘地下水资源的科研项目，因此我的论文也就围绕这一课题进行，并于1962年6月通过了题为《西西伯利亚自流水盆地溴、碘地下水资源分布》的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同年7月回国。在前苏联学习的三年半时间里，除撰写论文外我还学到了不少做研究工作的方法。记得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我所在的水文地质教研室主任、国际著名水文地质学家奥夫钦尼可夫教授的一番话，他说科学家与工程师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能预知未来，而后者只能按现成的样子去做。他还说，带研究生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学游泳式的带法，即把学生放到游泳池中去，让他自己学习游泳，看他快要沉下去时才拨弄他一下，帮他一把；另一种是教小学生式的带法，即导师手把手地教学生，甚至连论文提纲导师都得帮助写好。他主张第一种带法，而不主张第二种带法，因为第一种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工作能力强，有创造性；第二种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恰似温室里的花朵，虽然好看，有时也能得高分，但不中用，经不起风雨，，见不得世面。我觉得奥夫钦尼可夫教授讲的很有道理，因此，我于1986年起带博士研究生后也用这种方法，效果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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