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清华大学的岁月
在十月初金秋的季节里，阳光灿烂的一天，他来到清华园，这所著名学府的一切都吸引着卢耀如。他先去看望沈元先生，然后去清华大学教务处领取华北统考备取生志愿表，当时也查了一下高考的分数，才知道在数、理、化方面，大概由于精神恍惚与紧张，造成不应有的错误而没有达到考后自估的高分，但是一些北京、天津、唐山的大学理工系，他还是可以被录取的，包括有的大学的航空系。那时清华大学已开学几天，校园内正有艺术家在礼堂前绿草地上表演歌舞，活泼欢乐的园地，加上肃然求知的图书馆，还有那神采奕奕的教授风范，以及那神情自得的莘莘学子，这一切一切都深深地感染着他，更坚定了他原先的信念： “非清华不读。”于是，就不顾别人的建议，填了地质系本科，拟入校后再转系。入学时，他就选修了为数学系学生开的微积分（当时还是英语讲授），及为物理系学生开的物理课。不久，地质系主任袁复礼教授对他说：地质人才缺乏，国家急需，你不要想转系。当时想转系的同学还有几位。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他们有12位同学了解到有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方向，于是就想向这个方向发展，以期安慰他自己读理工方面的志愿。清华大学土木系陈梁生教授经常来地质系，他是福建人，卢耀如也向他请教，使他进一步了解了地质工作在土木、水利等工程建设上的重要性。他还选了机械系开的“机械制图”、张维教授开设的“材料力学”及“建筑材料”等课程。
在清华大学修读了冯景兰教授的“普通地质学”、池际尚教授的“岩石学”、涂光炽教授的“矿物学”、杨遵仪教授的“古生物学”、张席禔教授的“地史学”。这些著名教授的授课，为他终身从事地质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这些著名的老、中、青教授们的治学精神，在他心中不断起着楷模的指引作用，心里暗下决心，自己今后应当达到他们的学术高度。
在清华大学学习全靠国家给的助学金，除了伙食费之外，每月尚有7000元钱（币制改革后，相当于7角钱）可零用，其中包括讲义费、理发、买牙膏和肥皂、看电影及寄信等费用，当时一封外地信也要800元（即后来的8分钱）。虽然经济上很拮据，但他精神上感到非常舒畅，身心都感受到清华大学这著名学府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以及求知、严谨、友爱与活跃的学风的熏陶。当时，在他思想上也有包袱，因为放弃工作又来升学，这种“个人主义”自己还是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检讨。在清华大学，学校及同学们还是很信任他，所以他还被派出担任北京市市长代表，到颐和园一带负责宣传工作。1951年夏天，他去北京一个大的建筑工地进行劳动，协助建筑公司进行工地整顿，得到的报酬，大部分捐献给抗美援朝，自己只留下几元钱，用以购买野外调查时穿的登山鞋。
清华大学的社团活动开展得很好，他在英华中学时就参加了铜管乐队，由美国老师教吹奏黑管，所以他在清华大学经音乐老师当面考核后，就加入清华大学铜管乐队，在大节日时，乐队发挥了很好的鼓舞作用。他也经常去听些音乐讲座，当时，他记得贝多芬的一句名言：“音乐应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出火花。”后来他还和物理系及其他系的同学，共同组建了中国民乐管弦乐队，他担任指挥，于1952年春节时，他们演出三个节目，其中包括《马车夫舞曲》，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几次谢幕，仍掌声不停，只好告诉同学们，他们只练了这三个曲子，这才得到“宽恕”。
在清华大学两年的岁月，所给他的熏陶，却是非常深刻、终身难忘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比起当时较闭塞的福州来，这里使自己有了开拓视野的好机会。在清华大学，经常听一些名人来校做报告、讲演，增长了很多政治、经济及社会方面的知识，这对更好地认识自然，更好地在科学技术方面作出贡献，确实有着很大的帮助。
三、淮河野外实习的重要一课
列车在京汉线上奔驰，卢耀如受学校指派和田开铭、钱学溥、余也果三位同学一起奔赴淮河。由于1951年淮河发生大水灾，毛泽东同志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淮河掀起了水利建设的高潮。经当时中国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后组建为地质部）的安排，让他们三个男同学及一女同学余也果，一起去淮河实习。车快到信阳，他们正在餐车上用早点，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来到他跟前，看了一下“清华大学”的校徽后，自我介绍说：“我叫姜达权，你是清华大学卢耀如老弟吧”，卢赶紧握着他的手说：“是的，姜工程师先生。”他们以前没见过面，按事先安排在去武汉的 那次列车上碰面，四个同学中只有他带眼镜，所以姜达权先生就认出了他。
他们四位同学在野外听姜先生的讲授，并被安排进行野外调查，有时他们男同学是一个人一条线路进行单枪匹马的调查，吃老乡的派饭（即先找农村生产小组长，然后安排到老乡家吃饭），按规定一餐给三角钱。
野外调查是非常艰苦的，一个人拿着罗盘、铁锤、放大镜这三大宝，还有一张地形图，就外出调查，真是起早贪黑。作为一个穷学生，也没有手表，那时学会按照太阳位置及调查线路耗时情况来判断钟点，基本上是可以较好地掌握时间，而没有造成一人黑夜滞留或迷途在野外、不知到达宿地的情况。在野外调查中，他深感在清华园每天锻炼1小时对自己增强体质的帮助。在清华大学，他每天跑3000米，跑后用马约翰先生的三分钟洗澡法，即一分钟淋浴热水，一分钟用肥皂摩擦全身，一分钟用热水变至冷水的冲洗，使他的体质有了很好的增强。
姜先生也讲了自己以往调查的经历，包括一次在广东姜工程师被毒蛇咬了，亲自用刀片割下肉、挤出血。在野外调查中，多次看到姜工程师捉拿毒蛇的本领，姜工程师被毒蛇咬后，没有“三年怕草绳”的胆怯，而是勇敢地面对毒蛇的威胁。姜工程师对比了新旧社会进行地质工作的差异，生动地教诲学生们应更好地为新中国地质工作而献身。短暂的两个月野外实习，却给卢耀如很大的锻炼和提高。首次系统地知道了工程地质的工作内涵，如何开展野外调查，如何编写工程地质调查报告。每个同学都写了一份报告，他写的是《关于淮河大坡岭水库的工程地质调查的报告》，这份报告后来一直保存在全国地质资料馆内。
在野外调查时，只能住民房，他们4个男女同学，有时只能挤在一小房间内，同学间沟通思想、交换心得，相互鼓励帮助，这是在校内所达不到的。通过这次实习，他确实坚定了工程地质专业思想，为后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打下了实践的牢固基础。姜达权先生也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榜样。回校后，他还专门写了一首长诗，表达对姜先生的崇敬，也向许多青年团员等宣传过。在淮河的野外实习，给他们上了重要的一课。
去淮河之前，在清华园就传达了教育部的意见，要进行院校调整，并酝酿成立北京地质学院，拟将北京大学地质系和清华大学地质系作为基础，合并组建新的北京地质学院。后来又听说，清华大学要改建工程地质系，以生物馆作为系址。
从淮河实习回来，成立北京地质学院已成定局，要他们作好实习的结尾工作后，即搬出清华园，到原北京大学地质系所在地的沙滩地质馆内报到。当时他心中的滋味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感到离开清华园很惋惜，不能再做往日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的学生；另一方面对于新组建的北京地质学院，又是充满着憧憬，希望对工程地质教育事业有更大的开拓。当他们从清华园搬到北京城内原北京大学的西斋平房宿舍时，心中又有一种新的彷徨。从福州乘船北上时，徨的是他能上什么大学、读什么系，这次彷徨的是清华园之梦断得太快了，在新的北京地质学院将会得到什么样的新熏陶呢？卢耀如怀着依依不舍的清华情结，离开了清华园。
Design by Zones,2003
